森林防火，牢记这“九不”！

当这些债务重组和货币贬值规模很大时，它们会导致货币体系崩溃。

所以次贷危机对中国几乎没有影响。监管真空另一个成因便是监管机构监管范围覆盖的不周延。

1803年，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通过一个著名宪法判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得以确立。《1940年投资公司法》授权证监会监管投资公司。评级机构的套利行为，对次贷危机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次贷危机将其局限性暴露无遗：除上述重复监管、监管冲突以及监管成本居高不下之外，更有监管真空、监管竞次、监管容忍与监管套利。但这些法律文化因子在金融监管制度中的彰显，却带来这一制度的某些偏执性与局限性。

次贷危机后，为保障金融安全，2008年国务院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中添加了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自由的制度力也表现在司法领域，对言论自由的维护竟然能适用于资本市场的看门人—评级机构。由此，我们就可以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效市场信念展开深刻剖析。

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时期（或平稳运行时期）只是暂时的。五、经济危机的触发：外来冲击 上面的分析指出，信贷扩张促进了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从而推动了生产过程的延伸和经济繁荣。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需求扭曲往往是更为基本的，这可以进一步评估利息所占产品成本的比重，进而比较不同等级产品间的价格差异与其利息负担差异。但与此不同，构成时下中国有效需求的很当部分是外源型，它严重依赖于国外需求状况，从而与国内的收入差距联系相对不那么紧密。

更为甚者，注重支配市场的生产者也不再像早期社会那样关注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而是根据新兴技术来生产产品并进而来引导大众的需求，尤其致力于具有更高交换价值和利润的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诱导。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是在解决危机，不如说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

一般地，在经济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通常都会追逐奢侈品的的消费，从而也造就了大批奢侈品行业的富豪。而价格之所以变动和日趋层级化，一方面源于市场马太效应产生的收入两极化，另一方面源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等诱导出对高级产品的普遍需求。这也意味着，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第三，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如果生产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就能达到均衡，进而生产结构和过程也就能持续维持下去。

正是基于上述的逐层剖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总结论：经济危机与其说是来自外生的冲击，不如说是源自市场经济的内生。第4章已经指出，不同劳动的工资水平往往依赖于其所属的岗位等级而不是他的劳动贡献或者努力支出，同时这种岗位等级工资呈现出明显的超级累进制特征，薪酬差距随着职位的上升而递增，这就是锦标赛制定价。一方面，高级产品的生产对资本品及各种中间产品的依赖性通常更大，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的追逐也会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到相关产业上，这就使得与之相关的产业链得以不断延长，乃至大量中间品被生产出来。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变动并不会产生理论上的那种资本品投资扩张。

与此同时，伴随着消费的减少、价格的下跌以及利润的下降，厂商也必然会缩小生产规模，进而制造出大量的失业。由此，伯林把人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刺猬和狐狸。

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刻体悟奥地利学派所总结的一个洞见：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仅仅在于，在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些成本为何不会随产品价格而下降？罗斯巴德对此就解释说：问题就在于成本的刚性。

另一方面，满足富人需要以及其他受诱导的非真实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在生产和投资上出现过度，相关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也就会不断升级。当然，这也引发出一个现实问题意识的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比很多发达国家都严峻，基尼系数甚至处于全世界最高之列（如有资料表明，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据说已经超过了0.5，这远高于发达国家的0.3-0.4水平）。相应地，要降低货币因素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就应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推行维持货币中性的货币政策，甚至应该将货币发行非国家化。[28]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80页。[25]朱富强：《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权力框架》，《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22]问题在于，如果信贷扩张所推动的主要是高级产品的生产及其相关资本品的投资，进而推动奢侈消费品的不断升级，诱发社会大众的攀比式消费，那么，这种信贷扩张就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快速耗竭，这也正是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

[59]一般地，知名大公司的职员工资通常要高于不知名的小公司，更不要说福利项目和工作环境等都要好很多。[11]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而且，大企业的产品价格和劳动工资在市场上也具有指标性意义，它的变动将在市场经济中产生显著的心理效应。[69]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石宝峰、张慧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明斯基写道：从1966年信用危机开始，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一次比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他的发生在1970年、1974-1975年、1979-1980年和1982-1983年）。[17]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奥地利学派分析信贷扩张时基于这样的逻辑：一方面，信贷扩张导致货币量增加，进而使得货币利率被人为降低，这就刺激厂商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对那些远离消费者的高级财货（资本品）进行投资，乃至生产结构和过程就逐渐延长，进而又抬高了资本品和其他生产者的商品价格。结果，奥地利学派就坚持认为，市场内生的经济危机观点与其说是基于事实，不如说是基于信仰。（2）在经济危机扩散过程中，需求不足更为严重地体现在资本品和非消费品上。（2）收入分配与市场需求之间具有内生性。

为此，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就指出，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而成为下流社会：随着日本社会的个人所得、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为保持偿债能力，银行也要减少信贷发放。

不幸的是，不少人本质上是只狐狸，仅仅看到了多变的现象，却自以为是刺猬，以为看到了事物的根本和本质。[37]张旭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9页。

卢卡斯：如果他现在在开车，我就会把他叫做出租车司机。同时，借助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繁荣时期的产品价格分层往往比萧条时期更为显著，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产品生产更为显著地超越实际经济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

这里从两方面做一具体说明。[67]格罗斯曼则写道：次贷危机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但从许多方面来说，次贷危机都是困扰发达国家近2个世纪‘繁荣-萧条模式经济危机的复制品。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刺激厂商将其生产资源和所获信贷集中投资到高级产品的生产领域，由此就会造成生产结构、消费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出现严重脱节。（3）市场需求与产品价格之间具有内生性。

摩根斯坦利CEO麦晋桁年薪为4141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2.45亿美元的摩根斯坦利公司股权。相应地，避免陷入深度经济危机的基本措施也就在于凯恩斯开出的方案：大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最终贷款人的功能承担来遏制金融的崩溃。

更进一步地，高级产品的供求失衡又是如何引发全方位经济危机的？这就涉及高级产品与其他产品或产业的关系，也涉及高级产品的供求失衡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心理效应，这些都会导致经济衰退被放大和强化。另一方面，生产者主权的现代社会中，高级产品的厂商往往可以通过广告等型塑社会偏好，进而引导社会大众进行攀比式消费，将大量金钱花费在一些并非紧要的次一级需求上，由此就会出现整个社会对这些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

相应地，即使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已经非常大，也并不一定就会爆发经济危机。两者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得出不同于流行观点的见解：并不是企业越大就越容易度过经济危机，相反，一些著名大企业往往更容易遭受经济衰退的冲击。